在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桐城派古文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所谓“一文（桐城派古文）一诗（宋诗派）一社（南社）”，构筑起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也许是因为近代文学研究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理论积淀还不够丰厚，学术视野还不够开阔，因此不少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成果，还停留在“就人论文”、“就文论文”的层面上，未能深入开掘桐城派的文化蕴含。现在，关爱和教授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一书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
脱出习惯的线性思维模式，在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桐城派的兴衰衍变，将文学研究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通过文学分析来解读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使这部学术专著在不乏精彩的同时，也拥有了坚实与凝重，代表了20世纪末桐城派研究的学术水平。该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深入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例如，政治文化氛围对文学流派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流派领袖人物的个人际遇和性格学养对该流派发展的主导性作用等等，而这些问题又被此前的学者长期忽略，由此显示了作者的敏锐缜密的学术洞察力和宏博丰厚的学养。
该书以桐城派标榜的“道统———文统”为中轴线，作纵向的学术展开。作者在桐城派源起、嘉道之际士风学风转换，桐城派的发展传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关于桐城派的生存与发展，作者提出了两个空间的观点，认为桐城派文人设定了两个生存空间，一个是社会空间，即桐城派以道统、文统的传人自居，以艺术之文的作者自任，以力延古文一线作为历史使命。这种必然而自觉的集体行为，又营造出第二个空间———艺术空间。桐城派通过对古代散文的理论成果、阅读体悟及创作经验的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风格鲜明的古文理论体系，从而别开文境，卓然不群。
对于中兴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作者用功颇深，不乏精彩之处。作者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之中，充满极大思想矛盾和人格分裂的复杂人物。特殊的政治际遇，把他推上了中兴名臣的地位；他又凭此煊赫的政治地位，着意强化文事辞章的社会功能，对桐城派予以改造，将桐城派纳入其中兴大业之中。曾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识度，是桐城派中兴的基础。他对雄奇瑰玮风格的崇尚，他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又特别出经济，为桐城派古文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曾国藩主张以文见道，坚车行远，重在讲求经世要务，记叙当代掌故，铺叙文治武功，重义而不轻诋于法，求雅而不拘泥于洁，取方姚之流畅而去其柔弱，辅以汉赋之气体而脱其板重，义必相辅，气不孤伸，词必己出，简要有序，以政治家、经世家之文取代文学家之文，由此形成了湘乡派。
关于桐城派消亡的原因，除了桐城派自身艺术创造力的衰竭之外，作者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因素，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桐城派依附于封建政治之上，而封建政治的垮台，使桐城派挟道统、文统自重的优势轰然坍塌；桐城派古文自方苞起，便与科举制有不解之缘，士人缘桐城义法而敲开仕途之门，但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桐城古文失去了往日功利性的诱惑；桐城派古文的盛行，与一直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提倡有关，一旦清朝灭亡，失去这种官方支持，桐城派必然要陷于穷途末路。相反地，白话文由于得到国民的认同，1920年又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为法定国语，其优势地位才得以巩固。
《古典主义的终结》为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少见的一部力作。它是作者近二十年来潜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学术结晶，展示了比较独特的学术风格，拥有精醇的学术品位，与那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学术复制品有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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